近年来我国经济案件的数量迅速上升，按照过去的事权划分，司法管辖按报案人的属地原则，审判权在地方，但大量的经济案件中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却是跨行政辖区的，由A省主持案件审判，利益关系却可能联系到B省、C自治区、甚至到国外。

后来农民自己承包土地了，我又到农村走了一圈，他们夸张的说法是，一年干农活只要九天就够了。我认为中国政府也没有傻到指望亚投行去解决自己的产能过剩问题，倒是我们提的一带一路有这方面的意思。

我们过去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在发展，但是我们没有回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些企业最后由谁来控制?用中国的老话来讲，就是官营还是民营?这样，我们在企业改革，企业在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方面，就遇到了一个瓶颈。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在这个阶段上，还可以有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

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多种指标。我正好参与了80年代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国80年代的成功主要是靠改革的红利，就是打破了原来对人全方位的控制，给了人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第一，注意在企业开展跨国产能合作时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留在国内。

但从国家层面看，跨国产能合作在某些阶段是有利的，在另一些阶段是有害的。二来抬高土地、劳动力成本等成本，进而大幅度提高中国制造的社会成本。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输出，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中国价廉物美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一些地方，有人认为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不同的部门，泡沫是泡沫，实体是实体，两者不相关联。

笔者认为，这种转移可以用两分法看，不能用好或者不好简单看待。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提醒，要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再次，从国家政策支持的角度看，现有产能是经过各类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下获得的产能，为获得全国优惠政策保护与支持下实现的产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同国家或者区域存在着资源禀赋的差异，难免存在以资源供求衡量的产能丰裕区和产能缺乏区，也存在着以要素价格衡量的产能高成本区和产能低成本区。第二个阶段，一方有利一方无利，也就是说国家层面无利，企业层面有利。从单个企业的选择看，跨国产能合作可能一直有利，不存在没有利益的持续性跨国产能合作行为。

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国协商了跨国产能合作问题，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亮点之一。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明显存在制造业供求和成本双梯度差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转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一种有效率的价值实现方式。而产业转移往往更多借助市场进行，无需加以格外强调。第四，借鉴发达国家在跨国产能合作的经验教训。

这样，前一个企业往往会因为获得附加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更多利润，取得更为有利的市场地位，甚至可以在国内市场采取诸如降低原有市场范围价格等更具进攻性市场策略，使第二个企业处于不利甚至被淘汰出局。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需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好政府作用。

但从规避风险和保障中国发展可持续性的角度看，推动跨国产能合作也还需要慎重。如果一个行业产能供求总体平衡或者只是略有剩余，就没有产能合作或者转移压力。

从此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推动一带一路跨国产能合作既要注重也要慎重。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其之所以采取产能合作而不采用产业转移，是中国需要产业接受国家的政府为产业转移提供与输出地相近的投资环境，包括劳务、税收、规范管理等方面的政策与法律支持，这就需要中国产业输出与国外的输入地政府之间进行协商。因而，从国家角度看，应该提醒甚至于采取一定的鼓励和约束性措施，使企业把核心竞争力保留在国内，在国内外一体化管理中保持一定的技术梯度。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搞泡沫经济是自毁长城、不得人心，国际社会有大量物极必反的例证。产能合作是在市场化背景下，产能发生区位移动的正常现象。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产能，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带动劳动力就业，增加当地税收，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并就近满足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对建设物资的需求，这些都有利于产能接受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确有不少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管理不够规范。第三，假如劳动力成本足够低，而一些发达国家又对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开放市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生产基地的中资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享受税收和劳动力等优势，加大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但这也会对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的国内中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同时，采用产能合作而不是产业转移的说法，恐怕也意在避免解释中使用过剩产能的说法，给人以过剩了才转移的印象。从国家层面看，采取一定措施控制企业跨国产能合作的不利方面或者扩大和延续有利于国家层面的有利方面，则可以在较长的时间收获国家与企业双重利益，或者在较大程度上推迟第三阶段到来。

当然，笔者以为，除了以上差异外，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的细微差异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在设计、管控和谋划经济决策时，有必要坚持经济规则治国，经济原理治国，而要避免经济概念治国，经济口号治国，避免国家政策被以投机为取向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避免中国进一步成为制造业运行的高成本区。

数据显示，2015年第二季度，中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4.1%。养虎为患的泡沫经济政策管理进一步逼迫制造业企业走出国门。事实上，从有利方面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产能合作或者说产业转移具有以下积极作用。从政策推进和科学研究的多个角度看，都应该加强对跨国产能合作的监控。

一来泡沫经济可以引起资源追逐泡沫的扭曲性资源配置，而不会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资本不会流向实体、要素不会汇聚创新的局面出现。加强对一带一路跨国产能合作的科学管理 从发达国家制造业跨国产能合作历程看，跨国产能合作行为有利有弊。

第六，深化智库对跨国产能合作的研究。但假如猎手对这一武器使用不当，则在攻击猎物时可能会偏离方向，回旋到更远位置。

而另一个企业固守于原有的市场范围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保守竞争，则难以获得相应的市场支持。产能转移到国外比在国内直接生产来说，可降低劳动力成本。

在国内外、地区间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的效率体现为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从而促进产能跨国跨地区流动。既然产业转移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为何一带一路沿线跨国产业转移采用了产能合作这样的术语表达，的确值得探讨。产能合作的基本含义 所谓产能合作，是指两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产能供求跨国或者跨地区配置的联合行动。产能转移后企业面对的市场潜力，与在国内面对的市场潜力比较，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显然，这一经验教训与我们在一带一路进行的产能合作有异曲同工之义。或者回到猎手手中时，反而会伤害到猎手。

使用产能合作的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暗示和提醒，此类合作应更多地集中在产能过剩明显的行业。然而从经济含义上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产能合作尤其是产业转移还有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但凡事有一利也可能有一弊。同时，企业还需要面对地缘政治等非经济性问题。